中共下台，就是最好的经济刺激
2025年04月18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摆脱了毛泽东时代赤裸裸的极权主义体制，转而确立市场经济架构。然而，这一转变并未使其走向真正的民主制度。 中共从未彻底放弃重回极权的可能性，它所采取的不过是一种“策略性撤退”，即在某些表面层次收缩极权控制的同时，强化威权手段，重组权力结构。
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潜在回摆的趋势迅速显性化，中国的政治体制再次朝着极权主义滑落，甚至发展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数字极权主义”形态。
中共经济模式的制度套利逻辑
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警告的，一旦国家控制了经济，它也必须控制社会的其他领域。而对于重新滑向极权主义的中共来说，集中控制经济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而其直接后果就是市场机制被压制，经济活力不断流失。
制度是激励的结构。一个坏制度会激励非生产性的行为，抑制创新、效率和可持续增长。在当前体制下，企业家首要的“理性选择”不再是创新发展，而是与权力建立依附关系。 投资者则要面对极高的不确定性，例如，突如其来的政策干预、反垄断打击、行业整顿、平台经济清洗等。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不再是市场，而是权力。政治资源成为决定经济机会的核心变量。
在这种机制下，中共对经济的强化控制压抑了市场自我调节功能，导致经济整体活力下降。
《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将制度划分为“包容性制度”与“掠夺性制度”。前者保障产权、激励创新、施行法治、创造广泛机会；而后者则服务于少数精英，榨取大众财富，不鼓励创新，也不促进普遍福祉。
中共体制属于典型的掠夺性制度，但它并非封闭运行。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出口导向型模式，这种模式呈现出“对内掠夺、对外包容”的双轨运行逻辑。 对内压低劳动力成本、限制个人权利、抑制市场自由；对外则设立特区、强调产权保护、提供外资优惠，以吸引全球资本。
中共借助全球包容性制度所构建的开放性机制，获取了自身体制内无法产生的制度性红利。这种策略性“制度套利”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逻辑：以内部压榨形成低成本优势，通过外部市场变现收益，从而实现系统性获利。
然而，这种制度红利并不是毫无代价的。“内掠夺、外包容”所带来的单一的外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外部“包容性制度”市场负担过重和政策转向的情况下，最终其增长潜力受到反噬。 而制度一旦形成，其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协调机制与认知惯性，会不断自我强化，排斥真正的制度改革。
中共政权与这一利益结构早已深度绑定。只要中共政权存在，制度就不会发生内生性转型。唯有政权更替，才能真正打破这种制度死循环，释放新的激励机制，推动资源有效配置，实现经济活力的重建。
中共下台带来真正的经济刺激
中国的GDP总量庞大，但居民消费率却长期偏低。消费占GDP的比例常年维持在38%-40%左右，远低于美国的70%、欧盟的55%-60%。这种内需不足，并非民众“不愿意消费”，而是“没有能力消费”——收入太低、负担太重、风险太高。
收入之所以偏低，本质上是因为劳动者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地位极其弱势。这种弱势并非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产物。 一旦民主制度得以建立，这一“压榨逻辑”的技术基础，如沉默的劳工、无声的媒体、形同虚设的法律，将被彻底打破。
在中共统治下，劳工缺乏真正的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使企业与政府能够联手压低劳动力成本，以获取投资与出口优势。 工人难以争取更高的工资与保障，这种“低人权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形支柱。它并非效率红利，而是对基本权利的系统性掠夺。劳动份额上不去，居民收入难以提高，消费意愿也自然疲弱。
如果出现政权更替（中共下台），给独立工会与集体谈判“开闸”，议价力提升，工资和就业稳定性一起抬升，这是最直接、最可持续的消费增量。 例如，韩国在1987年民主化后，独立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推动全国工资水平快速上升，并带动劳动法的广泛改革，显著改善了工人处境。
民主化也意味着媒体自由与公众监督机制的建立。这些机制可以揭露企业剥削、强迫加班、恶劣工作环境等问题，激发社会共鸣，形成舆论压力，进而推动政策改进。美国20世纪初对“黄狗合同”的废除，就是在媒体与舆论合力下完成的。
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基石之一，这使得企业无法再依赖低工资、压榨员工健康等手段来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倒逼企业转向内部市场主导的技术创新、管理优化与产品升级，最终实现经济转型。
此外，在中共体制下，政策说变就变、红线口袋化，使医疗、养老、教育等基本保障充满不确定性，家庭只能通过高储蓄来“防万一”。要想让“以防不测的钱”流向消费与投资，必须削减权力的任性空间，用可预期的法治、透明和有效监督替代。政权更替能把这种制度性不确定压下去，风险溢价降了，消费动能才能真正释放。
重新配置公共资源可以激活内需
先说“维稳费”。中共国庞大的维稳开支像一口黑洞，既不创造长久的生产率，也和老百姓的日常几乎没有联系。把这部分支出挪给全民医保、基础养老金、育儿与失业支持，效果立竿见影：家庭不用为生病、失业、孩子教育拼命存“以防万一”的钱，愿意把钱花在当下。原来那种“怕明天”的预防性储蓄被卸下来，超市、餐馆、小店和服务业就有了真实的订单，而不是纸面数字的“刺激”。
再谈腐败与寻租。腐败不是抽象的“道德问题”，它有具体的账面成本：虚高的采购、被低价输送的土地与资源、被暗渠抽走的国企红利。今天的制度把这些成本藏进了糊涂账里；权力退场、预算公开、采购透明、独立审计到位之后，这些“漏损”就能变成看得见、安排得开的公共资源。与其让钱在隐秘网络里蒸发，不如堂堂正正流向学校、医院与社区，变成可预期的公共服务。
第三个层面，是把“体制内福利”改成“全民权利”。长期以来，福利更容易绕着编制与户籍转，公共部门和大城市拿到的保障明显更厚，农村与非体制群体则靠自己硬扛。这样的偏向不仅不公平，也低效：钱砸在少数人身上，对整体消费的带动有限。把福利从身份恩给改成普遍权利，同样的一块钱，覆盖的人更多、稳定感更强，家庭敢于规划未来，消费才会稳定地增长，而不是靠一时的补贴冲一把。
最后要强调：这不是单纯的“分一分蛋糕”。当维稳费和寻租成本退出舞台，透明的预算和受法律约束的福利制度走上正轨，整个社会的风险溢价会下降——企业更愿意投资长期项目，家庭更敢减少“以备不测”的存款。消费恢复的不只是数量，更是信心；投资回来的不只是资金，更是预期。所以，把钱从“看不见的黑洞”挪到“看得见的民生”，既更公平，也更增长；既是分配问题，更是增长机制的重建。
一句话：中共下台的经济意义，在于停止把钱花在对社会无益、对市场有害的地方，让公共财政第一次真正服务于所有人。当恐惧感从家庭资产负债表上消失，内需自然会持久稳定地释放。
从“低人权工厂”到“内需驱动经济体”
民主制度带来的不仅是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公共资源配置的改善，更是刺激消费、释放内需、推动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路径。
它将引导中国从一个以“低人权、低成本、高出口”为特征的“血汗工厂”模式，走向一个“内需拉动、创新驱动”的健康经济体。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制度的根本变革——中共的下台，不仅是政治正义的胜利，更是最好的经济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