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并非只是一个国家：近代国家起源和文化地理的多重内涵

2025年01月01日

“中国”的概念在历史中始终是动态的：从中原地区的文化中心扩展到区域文化和地理概念，再到多民族的政治国家实体。

文化地理概念和政治国家实体

在古代‘中国’，国家的名称随着统治者的更替不断变化。例如，蒙元时期的国号为‘大元’，而明帝国时期则称‘大明’。长期以来，‘中国’更多是一个文化和地理概念，而非正式的国家名称。

然而，随着满清帝国与西方列强的接触，清统治者开始以‘中国’自称，近现代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国家逐步确立。在这一时期，‘中国’不再仅仅是文化地理的概念，而是扩展为清帝国疆域的政治国家实体。例如，在与俄罗斯的外交中，清帝国开始使用‘中国’一词（如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中提到的‘中国’）指代整个帝国。通过这一称谓，清统治者试图将多民族帝国纳入一个统一的政治框架。

尽管如此，在普通汉地民众的观念中，‘中国’依然更多地接近于汉地的概念。而在边疆民族的认同中，‘中国’未必是一个普遍被接受的符号。

随着清帝国在鸦片战争（1840年）中的失败，传统的天下中心国际观逐渐被西方的国家体系和条约体系所取代。在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China’被翻译为‘中国’，这一翻译开始在官方文件中广泛使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和汉学家也普遍接受了‘China=中国’的对应关系，并在条约和外交文献中广泛采用。

清帝国以‘中国（China）’自称标志着‘中国（China）’一词从文化地理概念正式转化为政治国家实体名称。 由此可见，文化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与政治国家实体的‘中国’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最初以‘中国’作为正式名称的政治国家实体实际上是清帝国。

历史上帝国疆域的动态变化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中国’的古代各帝国皇朝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疆域的实体，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和适应的动态存在。即使是在同一个朝代，不同时期的版图也会有所不同，这种疆域的变化反映了帝国皇权的扩张与衰退。

将某一历史片段的疆域状况替代整个历史的动态演变，类似于‘盲人摸象’，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例如，如果仅关注唐朝安史之乱后的局部动荡，就会忽略其鼎盛时期的辉煌与强盛；如果仅以1932年的中华民国来看‘中国’，则会忽视清末的广阔疆域或现代‘中国’的重建过程。

这张地图出自1740年，是当时德国最著名的制图家哈斯（Johann Matthaus Haas）在法国制图家唐维尔（D’anville）所绘中国地图的基础上制作完成。在这张地图上，通体涂色的地区表现的是康熙年间清朝政府实际控制的领土，也就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版图。边缘上色，但内部为白色的部分为清朝政府想要通过扩张，获取控制权的领域。与现有中国版地图相比，这张地图上缺少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内蒙古以及中国东北（满洲里）的大片地区。西藏和新疆则几乎不在地图之内。但台湾同海南岛一道，被蓝色标记为清朝康熙、雍正时期正式的中国领土。

1740年德国制作的中国地图

下图是1844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与日本的地图。欧洲人制作的清代中国地图中，内地与藩部常使用不同颜色。

我们可以看到”内地“大致上就是文化地理上的”中国“，而整个清帝国的版图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国家实体。

1844年英国出版的中国地图

接下来这张地图则清楚地标注了”China“, “Chinese Empire”以及”Chinese Tartary“，也就是分别对应”文化地理上的中国（非国家）“、”中华帝国（政治国家实体）“以及”中国鞑靼（帝国藩部）“各个部分。

某张未知出处的亚洲地图（包括清帝国）

清帝国各时期的疆域有所不同，反映了其帝国皇权逐渐扩张然后又衰退的历史过程。但无论疆域如何变化，有一点可以肯定，疆域是随时间一直在变化的，是可以变化的，并不是自古以来一直不变的。

同一文化地理概念下的多个政治国家实体并存

政治分裂并不代表文化上的脱离。同一文化地理概念下可以同时存在多个不同的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而多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可以同属一个文化地理概念。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中国”也可以理解为同一个文化地理概念或者文化圈的共同认同，而非单一的政治国家实体。

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虽在政治上独立甚至彼此征战，但文化上都以“周礼”为核心，认同华夏文明。

三国时期是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后形成的三分天下局面，曹魏、蜀汉、东吴三国分别统治不同的区域。这一时期政治分裂严重，各政权在军事、经济、政治体制上彼此竞争，但在文化上高度统一，均以汉文化为核心认同，延续了相同的制度与礼仪。

南北朝时期，北方由鲜卑化的北魏（后分裂为东魏、西魏）等政权统治，南方由汉人建立的宋、齐、梁、陈等政权控制。虽然南北在政治、民族成分上有所差异，但文化上都以汉文化为基础，并且双方都自认为是“中国”的正统。。

五代十国时期，唐朝灭亡后，中国北方相继出现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王朝，而南方则有十多个割据政权（如吴越、南唐、闽国等）。虽然各地政权政治上分裂，但文化上都以唐代汉文化为基础，广义上都属于“文化地理上的中国”。

即便在现代，“中国”这一文化概念也可能超越单一政治实体的范围。 海外华人将自己视为“华人”，认同“中华文化”，但可能并不直接认同具体的政治中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人”可以包括港澳台地区、东南亚的华人等，他们与中国文化有深厚联系，但在政治上可能并不统一。

如果将“一个中国”严格等同于一个政治中国，则可能无法涵盖文化中国的多样性。以文化地理为视角，“一个中国”可以容纳多个政治实体，同时保持文化上的统一性。

6. 总结

“中国”可以既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也可以是一个政治国家的名称。从这一角度看： “一个中国”可以超越单一政治框架，反映中华文化圈的共同认同。多个政治实体可以共存于同一个文化地理框架内。

如果过于狭隘地将“中国”定义为某个单一政治实体（PRC），则可能忽视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历史的复杂性。而将“中国”理解为一个更广泛的文化地理概念，有助于处理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关系。

这一观点不仅深化了对“中国”概念的认识，也为现代关于国家、文化与历史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