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革：打破“杀人不受惩罚”怪圈
2024年08月08日
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剧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从土改运动、镇反运动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再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暴力在中国政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暴力行为往往不受法律制裁，形成了一种“杀人不受惩罚”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不仅在历史上造就了无数的悲剧，也为未来的社会治理埋下了隐患。如果不对这些历史上的严重暴力行为进行深刻反思和严肃追责，那么这一思维模式将难以被打破。本文将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暴力历史，探讨其思维模式的延续，并提出如何在未来的转型过程中打破这一怪圈。
一、暴力的政治工具化：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暴力一直是其重要的政治工具。通过镇压、清洗和斗争，中共在革命中积累了丰富的暴力经验，这种经验在建政后继续发挥作用。建国初期的土改运动和镇反运动便是暴力政治工具化的典型例子。
1. 土改运动与镇反运动
在土改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地主及其家属被视为阶级敌人，被组织群众斗争甚至处决。许多暴行不仅被默许，甚至被视为“革命正义”的体现。这一时期的暴力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法律约束，形成了“杀人不受惩罚”的先例。
镇反运动同样通过暴力清除“反革命分子”，以巩固新生政权。不仅在官方层面得到推动，还通过宣传动员群众参与“揭发”与“斗争”。据估计，镇反期间全国被处决者达数十万人，许多人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即被处决。 随着运动的深入，社会逐渐适应了这种暴力方式，形成了对国家暴力的默许和接受。
暴力在政治斗争中的滥用，以及对人命的轻视，奠定了后续政治运动的基础。 土改运动与镇反运动的成功和未受惩罚的暴力手段给后来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范例，即暴力可以作为有效的政治工具来实现目标。
2. 大跃进与三年大饥荒
1958年，中共发起大跃进运动，试图在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和农业的快速发展。然而，盲目追求高指标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和粮食短缺，最终引发了三年大饥荒。数千万人在饥荒中死亡，但政府对这一人道灾难并未及时纠正或施以援手，反而继续推行错误的政策。对人命的漠视再次显现，并逐渐深入社会各个层面。
这场灾难并没有引发对毛泽东及其政策的公开问责，相反，中共内部采取了遮掩和淡化处理的方式。 这种经验被后来的领导人视为暴力手段的“容错”性，即即便手段激烈，只要能够控制局面，仍然可以继续执政。
3. 文化大革命：暴力的极端化
文化大革命将暴力的政治工具化推向了极端。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许多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人遭受残酷迫害，甚至被处决。国家机器不仅放任这些暴力行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参与其中。最终，无论是在文革期间还是之后，这些暴力行为几乎完全不受惩罚，进一步巩固了“杀人不受惩罚”的思维模式。
尽管文革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广泛混乱，运动本身并未受到官方完全否定，毛泽东在党内仍然保持了巨大的影响力。 尽管引发了社会动荡，毛泽东及其亲信依然掌控政权。这进一步强化了暴力作为控制手段的正当性逻辑，并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的军事镇压提供了历史参照。
二、天安门事件：暴力思维的延续与极端化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杀人不受惩罚”思维的直接延续。 在这场事件中，学生和市民的和平抗议遭到武力镇压，数百至数千人死亡。政府对事件的处理不仅显示了对政治异见的零容忍，更揭示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暴力思维的顽固性。
1. 天安门事件的背景
198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着经济困境和政治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政府的不满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抗议运动。然而，面对日益高涨的抗议声浪，党内强硬派最终决定动用军队镇压抗议者。6月3日至4日的夜晚，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对抗议者开火，造成大量伤亡。
事件的核心在于，面对大规模的和平抗议，中共决策层选择了军事镇压。在这场镇压中，面对数百至数千人丧生，中共不仅拒绝承认暴力镇压的错误，未对其进行反思或追责，反而通过控制舆论和历史教育合理化了这一事件。这种做法延续了“杀人不受惩罚”的暴力逻辑。
2.暴力的历史先例
中共决策层借鉴了毛泽东或其他前任领导人通过暴力维持政权的经验，并将这一逻辑延续到1989年及其后的治理中。 由于前任领导人通过暴力统治而未遭受重大负面后果或挑战，现任领导人可能认为，他们也可以采取类似措施，并以此为依据为其正当性辩护。这是一种暴力延续的合法性逻辑。
天安门事件进一步巩固了暴力维稳的逻辑，即当政权面临质疑或威胁时，暴力可以被合法使用，并且不会遭受重大负面后果。自此以后，中共在治理中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维稳”机制，将暴力手段制度化和合法化，以应对各种潜在的社会动荡。
3. 暴力的政治合法化
中共的暴力行为未受到追责，导致“前人如此，我们亦然”的逻辑不断被强化。 天安门事件后，中共进一步加强了暴力打压异见的“维稳”政策，任何可能威胁社会秩序的行为都可能被迅速镇压。 暴力不仅成为常见的政治手段，还逐渐被合法化和制度化。这种合法化的暴力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对法律和人权的怀疑，使得暴力思维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例如，为了制度化与合法化暴力，中共成立了专门的“610办公室”，一个独立于法律体系之外的机构，专门负责对法轮功的打压，大量法轮功成员被逮捕、关押，并遭受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迫害。 《国家安全法》等法律，虽然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但实际上被广泛用于打击政治异见和社会活动。这些法律为镇压行动提供了合法的框架，使得暴力和监控成为“合法”的手段。
三、暴力思维的社会根源
暴力思维已经在中国的社会中扎下了根。长期以来，国家权力和社会结构的高度集中，使得暴力成为控制和压制异见的重要手段。而在这种环境下，公民的权利和生命价值往往被忽视或轻视。
1. 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中共的统治下，国家权威往往被视为至高无上，个人权利和自由则相对次要。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为暴力思维的延续提供了土壤。在长期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荡中，国家暴力逐渐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种对暴力的默许和接受。
2. 历史教育与记忆的选择性
在中共的历史教育中，关于中共自身的暴力事件往往被选择性地记忆或淡化。比如，对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的描述，更多地强调国家的进步和成就，而对其中的暴力和人权侵犯则避而不谈。 这种选择性的历史记忆使得社会难以形成对暴力的普遍反思，也为暴力思维的延续提供了便利。
四、打破“杀人不受惩罚”怪圈的路径
要打破“杀人不受惩罚”的思维怪圈，需要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和重建。以下是一些可能的策略：
1. 建立健全的法治体系
一个健全的法治体系是防止暴力和滥用权力的关键。首先，必须确保司法独立，法律不再成为政治工具。其次，要制定和完善与人权保护、刑事司法相关的法律，确保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等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和保护。最后，法律意识和人权观念的普及教育也是必要的，使公民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对法律的信任。
2. 政治制度改革
一个健康的政治制度是防止暴力思维延续的基础。引入多党制，确保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制衡。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机制，赋予人民选择领导者的权利，从而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和滥用。此外，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使得任何滥用职权或违反人权的政府官员能够被追究责任。
3. 历史的反思与真相的揭示
对于过去的暴力行为和人权侵犯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揭示，是避免历史重演的重要步骤。成立类似于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全面调查，揭示真相，并促进社会的宽恕与和解。通过公正的审判和适当的赔偿，向社会传递暴力行为不会再被容忍的明确信息。
4. 文化和教育的变革
文化和教育在改变社会思维方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人权教育，让学生从小了解人权的重要性，尊重他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教育内容应包括对过去暴力历史的客观叙述和批判性反思，避免选择性记忆。此外，通过文化活动、媒体传播、文学艺术等多种形式，倡导非暴力、宽容、尊重生命的文化。
5. 社会文化的重塑
社会文化的变革对于打破暴力思维至关重要。通过文化活动、媒体传播、文学艺术等多种形式，倡导非暴力、宽容、尊重生命的文化。确保媒体的自由，使其能够揭露和监督政府及社会中的不公现象。同时，媒体也应承担起责任，避免煽动暴力情绪或助长社会极端主义。
6. 国际合作与支持
国际社会的合作与支持可以在打破暴力思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引入国际人权标准，参与国际人权条约，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同时，接受国际社会在法律、教育、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技术援助，借鉴他国成功的经验，促进国内的和平转型。
五、惩罚与和解：历史正义的不可或缺性
在讨论打破“杀人不受惩罚”怪圈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那些曾经实施或参与暴力的人和组织？如果不对这些个人和组织进行惩罚，是否就难以打破这一怪圈？
1. 不惩罚将延续有罪不罚的文化
如果对历史上的严重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不进行惩罚，这会在社会中传递一个危险的信号：暴力和非法行为可以不受惩罚。这种“有罪不罚”的文化将使得暴力和滥权成为常态，导致未来类似的行为更加难以遏制。
2. 历史正义是社会和解的基础
要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解，必须承认并纠正过去的错误。如果不对那些实施暴行的人和组织进行惩罚，就很难让受害者及其家属感到正义得到了伸张。这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仇恨的延续，以及未来的不稳定。通过公正的审判和适当的赔偿，不仅能够实现历史正义，也能为社会和解奠定基础。
3. 法律的威慑作用
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威慑，即通过惩罚犯罪行为，防止类似行为的再次发生。如果那些犯下严重罪行的人不被追究责任，那么法律的威慑作用将大大减弱。这不仅会助长未来的暴力行为，还会削弱民众对法律的信任。
结论
“杀人不受惩罚”这一思维模式在中共历史上有着深厚的根源，并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延续。要打破这一怪圈，需要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政治、法律、文化和社会改革。这不仅包括建立健全的法治体系、进行政治制度改革，还需要通过历史反思、文化教育等手段，重塑社会的价值观。同时，必须对历史上的暴力行为进行追责，以实现历史正义，为未来的社会和解和稳定奠定基础。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摆脱暴力思维的束缚，走向一个更加公正、和平和文明的未来。